我在巴基斯坦办厂，为喝水在院里打了口井，结果隔天全村姑娘都来了。 那天清晨我正核对订单，突然听见院外吵吵嚷嚷。扒着铁门一瞅，好家伙，院里院外站满了戴头巾的姑娘，手里都攥着铜水壶，看见我就叽叽喳喳涌过来。翻译小马在旁边直乐：“张哥，她们是来打水的。” 我这才反应过来。去年刚到这个叫白沙瓦的村子办纺织厂时，就发现这里缺水缺得厉害。女人们每天天不亮就得扛着水壶，走两公里去河边挑水，浑浊的河水沉淀半天才能用。上个月工厂试生产，我看着工人们喝水都得省着，干脆找了钻井队，花了半个月在院里打了口井，没想到水质这么好，清得能看见井底的石头。 “这井是厂里用的……”我正想拦，却看见最前头的姑娘红着脸，把水壶往我手里塞。她叫阿依莎，是厂里的缝纫工，平时总躲在角落干活，此刻眼里闪着光：“老板，我们不会白用的，我可以帮厂里扫地，帮你洗衣服。” 周围的姑娘们也跟着点头，七嘴八舌地说要帮忙。我瞅着她们晒得黝黑的脸上沾着尘土，手里的水壶磨得发亮，心里突然不是滋味。摆摆手让门卫打开铁门：“喝吧，随便喝，不用干活。” 那天井边排起了长队，姑娘们提着水壶来，笑着回去，像一群快乐的小麻雀。阿依莎拎着水桶给我递水，指尖触到我手时赶紧缩回去，脸红得像熟透的石榴。 可没过几天，麻烦就来了。村里的男人们找上门，为首的老汉拄着拐杖，板着脸说：“女人家抛头露面像什么样子？这井我们男人来打水就行。” 我正想解释，阿依莎突然从人群里站出来，用乌尔都语飞快地说着什么。翻译告诉我，她在说村里的男人要么去城里打工，要么在家喝茶，挑水做饭本来就是女人的事，现在有了方便的井，凭什么不让来？ 老汉被堵得说不出话，气呼呼地走了。我看着阿依莎挺直的腰板，突然觉得这姑娘比我想象中勇敢。 打那以后，姑娘们来得更勤了。她们不光打水，还会带些自家种的芒果、烙的馕，悄悄放在门卫室。有次我看见阿依莎蹲在井边，把掉在地上的馕捡起来擦干净，掰了一半喂给流浪狗，自己啃剩下的一半。 “怎么不多带点？”我让食堂给她装了袋面包。她捧着面包鞠躬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：“我弟弟病了，家里的钱都给他买药了。老板，谢谢你。” 这话让我心里咯噔一下。我让小马去打听，才知道村里好多人家日子过得紧巴，姑娘们上完小学就得辍学，帮着家里干活。阿依莎是少数读到初中的，因为她爹觉得“女孩子认字才能算个人”。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办厂本来是为了赚钱，可看着这些姑娘们清澈的眼睛，突然觉得该做点什么。第二天我跟村干部商量，把厂里的旧仓库改造成教室，请了镇上的老师，让姑娘们每天来学两个小时的缝纫和文化。 开课那天，阿依莎穿着新做的蓝裙子，第一个站在教室门口。阳光照在她脸上，睫毛上像落了层金粉。“老板，我能学会吗？”她怯生生地问。“肯定能。”我拍着她的肩膀，突然想起自己刚创业时，也是这么又怕又盼。 半年后，厂里开了条新生产线，专门做出口的童装。我让阿依莎当组长，她带着十几个姑娘，把活儿干得又快又好。有次外商来考察，摸着衣服上的刺绣直夸：“这手艺比机器做的有温度。” 那天晚上庆功，姑娘们围着篝火唱歌跳舞。阿依莎端着果汁敬我：“老板，你知道吗？以前我们觉得女人就该待在家里，是你让我们知道，靠自己的手也能挣钱，也能抬头做人。” 我看着火光里她们发亮的眼睛，突然明白过来：赚钱是生意，可生意之外，总有些东西更金贵。就像这口井，不光浇出了清水，还浇出了希望。 现在每次去厂里，都能看见姑娘们在井边打水，说说笑笑的。阿依莎的弟弟病好了，也来厂里当学徒。有次我听见她跟同伴说：“等我攒够了钱，要在村里盖所真正的学校。” 风吹过院子里的芒果树，沙沙地响。我突然觉得，这口井打得值。人这一辈子，能赚多少钱算不清，但能帮别人点亮一盏灯，这光说不定能照很远很远。